潘光教授在联合国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2015年04月11日07：思想者稿件来源：解放日报□虽然从古代到现代有这么多犹太人生活在中国，但在中华大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土生土长的反犹思潮。因此，生活在中国的犹太人有一种宽松感和安全感。而上海又在保持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欧式习俗，具有使欧洲犹太人定居和谋生的有利条件□这些年来，国际上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横行，新纳粹、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再次泛滥，“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有人公然出来否定法西斯犯下的历史罪行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这就使上海犹太难民这个题目所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意义越发突出70多年前，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回顾那段历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人民和上海这个大都市在这场善与恶的搏斗中作出了正确的抉择。我们向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为救助他们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总人数几达3万，除了其中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000名左右的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居地。据研究纳粹大屠杀的权威机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统计，仅后一个数字就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上海为何向犹太人敞开大门对于上海何以成为拯救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不乏解读，但其中不少存在偏颇，甚至会产生误导。有些人认为，犹太难民以上海为求生目的地，只是因为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外国人进入上海不需要签证和其他文件。但实际上，其有着十分复杂的远因近由，不可孤立割裂来看。从历史上看。犹太人早在唐代就来到了中国，宋代以后的开封犹太社团更是众所周知。近代以来，香港、上海、哈尔滨、天津等城市又成为犹太人在中国的主要聚居地。特别是上海，先有塞法迪犹太人前来经商办实业，后有俄罗斯犹太人涌入谋生，在犹太难民来到之前已经形成了一个近6000人的犹太社团。从文化角度看。中国的儒家文化和犹太文化具有许多接近乃至相同的地方，两者均高度重视家庭纽带之功能和教育的价值；两者虽吸收了诸多外来文化，但主体却始终一以贯之。在欧洲，反犹主义的思想基础在于由宗教、文化差异导致的对犹太人的偏见。而在中国，这样的思想基础几乎是不存在的。虽然从古代到现代有这么多犹太人生活在中国，但在中华大地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土生土长的反犹思潮。因此，生活在中国的犹太人有一种宽松感和安全感，这对饱受迫害的欧洲犹太人无疑是有吸引力的。而开埠以后，上海又在保持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欧式习俗，具有使欧洲犹太人定居和谋生的有利条件。 再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由于遍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和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各国都严格限制移民入境，使犹太难民越来越难以找到逃生之处。英国于1939年5月发表了严格限制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白皮书。拥有世界上最大犹太社团的美国也对犹太难民关上了国门。同时，不少中立国怕招惹是非而拒绝接收犹太难民，而一些小国则由于经济困难而无力安置难民。在1938年召开的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埃维昂国际会议上，所有参加国都对犹太人的处境表示同情，但几乎没有国家明确表示愿意接收难民。就是在这样一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情况下，面临死亡威胁的犹太难民最终亡命上海——世界上唯一向他们敞开大门的东方大都市，也在上海历史上谱写了辛酸而又值得纪念的一页。犹太难民何以能够幸存下来犹太难民为什么能够在希特勒的盟友日本法西斯控制下的上海幸存下来，其中的原因十分错综复杂，但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犹太难民自身的奋斗。在犹太难民中，有众多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如医生、律师、教师、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企业管理人员、编辑、记者、作家、演员、画家、音乐家等，以及各行业的技术工人，这是他们能在困难中互助自救的有利条件。如难民中有大批医护人员，仅内科医生就有200余人。1938年末，以他们为骨干，在难民营中建立了诊疗所。1939年3月，又建立了第一所难民医院。又如，难民中的教师们在困难的条件下仍继续组织难民的子女学习，并对难民中的成年人进行职业培训和文化补习。难民中的编辑和记者们自己办了报纸杂志，在十多年里居然同时维持着多份德文报刊。难民中的艺术家们更想方设法演出戏剧，举行音乐会，丰富难民们的文化生活。由于外部援助中断，1942—1944年对犹太难民来说是最艰难的时期。特别是在日本占领军当局建立虹口隔离区后，形势更为险恶，许多犹太难民被迫靠乞讨度日，但大家仍能团结一致，同舟共济。二是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援。首先是上海犹太社团对犹太难胞的全力救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籍犹太人虽然身陷牢狱，但其早期的援助仍在发挥作用。嘉道理家族创建的上海犹太青年会学校（嘉道理学校）允许难民子女免费入学，战时在校生一直保持在700人左右。俄罗斯犹太人一般都是中小业主，在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享有中立国侨民待遇，便节衣缩食，承担起了资助犹太难民的任务。其次是海外各类组织，特别是犹太人组织给予上海犹太难民的大量财政、物资援助。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该组织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定期写出反映犹太难民情况的报告，为犹太难民募集的捐款平均每月达3万美元。当然，犹太难民在上海能够幸存下来，离不开中国人民对他们的鼎力相助。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许多上海市民自身沦为难民，但仍然克服困难，尽力支持、救助犹太难民。犹太难民回忆道：“如果我们口渴，中国人给我们水喝。如果我们饿了，他们给我们米糕吃。尽管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但他们比我们更惨。”当时虹口地区的市民克服种种困难，腾出自己的住房给难民居住。在犹太难民医院建立之前，中国医院收治了许多犹太难民，抢救了其中不少人的生命。三是德日之间在对犹政策上的分歧和苏联在苏德战场上的胜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数月，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Josef Meisinger)上校抵达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了“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计划。该计划分两个步骤实施：首先，利用上海犹太人在1942年犹太新年（一般在公历9月）合家团聚的机会，以突然袭击方式围捕所有在沪犹太人；接着，用果断措施“解决”这些犹太人。该计划提出了三个供选择的“解决”方案：1）用几艘旧船将犹太人运至东海，然后让他们在海上随波漂流，饥渴而死；2）强迫犹太人去黄浦江上游废弃的盐矿做苦工，使他们劳累而死；3）在崇明岛上建立集中营，在营中用犹太人做医学试验，使他们在痛苦中慢慢死去。所幸，日本统治集团最终没敢实行这个可怕计划，而是在1943年2月采取了一个近似于建立集中营的措施，在虹口搞了个“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强迫1.4—1.8万名犹太难民迁入“指定地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四个原因：1）日本内部主张对美媾和的力量仍把中国境内犹太人视为与美国维持联系的媒介，因此不同意对他们采取屠杀政策；2）当时日本高层仍然希望保持与苏联的非战关系，而如果屠杀上海犹太人涉及俄罗斯犹太人，会对日苏关系产生不利影响；3）东亚地区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区域，不存在欧洲基督教地区那种狂热反犹偏见，因而上海的日伪官员在感情上也难以接受“梅辛格计划”，如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柴田就因同情犹太人、向犹太人通风报信而被撤职逮捕；4）苏联在苏德战场上击败纳粹德国。德国学者毛尔深刻地分析了这一导致日本态度转变的重要因素：1942年夏，德国在苏德战场上似乎要取胜，因此日本开始考虑德国方面提出的消灭上海犹太人的计划，但当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大败后，日本的态度随即发生变化； 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一个月，日本决定对犹太人采取“隔离方式”。毛尔的结论是：挽救上海犹太人生命的不是日本的宽宏大量，而是战争进程的转折。反法西斯斗争凝聚中犹友谊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互相支持，是来华犹太难民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经历中最为珍贵的一页。1933年5月13日，在希特勒刚展开反犹运动之时，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即率代表团向德国驻沪领事递交了抗议书，强烈抗议纳粹的暴行。她的代表团里有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等所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领导人。1938—1940年，中国前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以发放赴中国签证的方式救助了许多犹太难民。当时纳粹当局宣称，只要犹太人持有前往其他国家的签证即可离开奥地利。何凤山知道，犹太难民无需签证就可进入上海，但为了帮助他们逃离奥地利，他立即以发放签证的方式全力救助犹太人，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同时，犹太难民们也尽力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例如，德国犹太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Hans Shippe)于1939年离开上海参加中国军队，在一次与日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中国人民为他建立的纪念碑上书：“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奥地利犹太难民罗生特(Jacob Rosenfeld)经地下交通线从上海到苏北加入新四军，先后任新四军卫生部顾问和八路军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被誉为“奥地利的白求恩”。今天，在以色列和奥地利建有罗生特纪念碑，在中国建立了罗生特国际和平医院。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但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中国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除了直接参加抗日斗争，犹太难民与中国人民在患难中的交流和互助也是值得赞颂的。犹太难民中有诸多人才，他们将自己的文化和技术带到了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例如，来自柏林和维也纳的犹太难民音乐家受聘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今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培养出了许多中国学生，其中不少后来成为中国音坛上的名家高手。难民中的众多医学教授和医生也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欧美先进医学理论和技术带到了中国，并在大学中培养了一批中国学生。同时，犹太难民们也逐渐熟悉并喜欢上了起初他们不太适应的中国文化。许多人迷上了中国戏剧，喜爱中国菜，学说中国国语或上海话，还起了中国名字并刻一个中国式姓名图章。犹太难民画家希夫画了一幅标题为“我爱中国人”的漫画，反映了难民的心声。1945年7月17日，美国飞机误炸虹口隔离区，造成许多犹太难民伤亡。周围的中国居民虽伤亡惨重，但仍奋不顾身地冲入火海，抢救犹太难民，而犹太难民也积极救治中国伤员，这是战时中犹人民生死与共的生动体现。温故知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时光流逝，犹太人从未忘记中国人民在他们最艰难时刻给予的救助。1992年12月，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作为第一个访华的以色列国家元首来到中国，特地访问了上海犹太难民遗址。他对中国领导人说：“中国人民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帮助了我们，以色列人民对此不会忘记。”此后，几乎所有的以色列领导人、世界各地犹太名流来到上海都要访问犹太难民遗址。当年的来沪犹太难民及其子女也从世界各地重返“故乡”寻根、访友、参观、旅游、投资。前犹太难民、著名犹太实业家艾森伯格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建立了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厂，此后又积极推动在上海建立了钻石交易所。他对记者说：“把建这样的中心选择在上海，是因为二战期间上海帮助了许许多多的犹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前犹太难民、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布卢门撒尔多次回到上海虹口寻访旧居，与当年邻居共忆难忘的战争年代。他说：“无论是在财政部长办公室，还是身为总统顾问，我从未忘记在上海度过的岁月，那些岁月为我后来的人生上了十分难得的一课。”当年的犹太难民把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都带来“第二故乡”，追忆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的岁月。在上海举行的前犹太难民联谊会上，我曾见到一位12岁的女孩，她来参加活动是要了解自己的曾祖父当年在上海的避难生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更是铭记着上海在救助犹太难民中发挥的特殊作用。1994年，上海市政府在战时犹太难民聚居的虹口霍山公园建立了犹太难民纪念碑。前来参加揭幕仪式的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施奈尔拉比激动地说：“辛德勒的名单救了1000多人，而上海拯救了整个犹太社区数万人。”1995年，在欧洲举行了许多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的活动，但只有一个活动直接与中国有关，那就是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办的“奥地利犹太人避难上海”研讨会。会后几天，奥地利议会决定设立基金，对纳粹暴政给犹太人造成的苦难给予赔偿。现在，每年都有奥地利“大屠杀纪念服务”项目的志愿者来到我担任主任的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工作。进入21世纪，上海正式建立了犹太难民纪念馆。不仅是犹太名流，其他领导人如德国总统和总理、奥地利总统、美国第一夫人等来上海都要访问该馆，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也纷纷来到纪念馆“上课”。现在，“上海”一词在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史料中已成了“拯救”、“避难地”的代名词。上海救助犹太难民和中犹人民互相支持的难忘历史成了学术研究、纪念活动、艺术创作的一个持续发展的热点，关于这个题材的论文、著作、小说、电影、戏剧、展览会不断涌现，因为这个题目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年来，国际上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横行，新纳粹、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再次泛滥，“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有人公然出来否定法西斯犯下的历史罪行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这就使上海犹太难民这个题目所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意义越发突出。同时，这个题目因其特有的中犹友好内涵又在促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天人们纪念那段历史，就是要弘扬人类历史上友好互助、抗歪扶正的正义业绩，传承人类文化中的真善美价值观，以努力构建一个和谐、包容、美好的世界。